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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感动世界

王平 · 2021-08-16 · 来源: Global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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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文

  她挥剑砍去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毒瘤,她要抹去死去和幸存的受害者们不堪回首的记忆和伤痛,还给他们作为人类的尊严。

  要让世界承认:和平是永恒的主题,战争是非理性的中断。

  诉讼不是为了更多的恨,是为了国家与民族之间更多的和平,是为了让生长在和平环境中的民众理解和平的价值。诉讼不是回首过去,更是为了和平的现在,和平的未来。因为世界的和平正在受到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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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选是一个如此丰富而生动的人,如果用几个词来描述她,最贴切的应该是:快乐、敏锐、阳光、热爱生命……。

  她喜欢看书、思考,有很强的求知欲,如果听说哪里有一个学问高深的人,即使千里迢迢,她一定要慕名拜访。

  她是个热情洋溢的人,年轻时她能清晰地感到自己血管里的血液在流动,她能真切地感觉到自己想要释放青春和热情的冲动。她拥抱生活,没有一点躲闪,失恋后,身体健康的她会患胃溃疡。几乎每一个接近她的人都会为她生命的美好所动。她甚至是她教过的小男孩们一生的梦中女神,小女孩们艳羡不已的天使。

  她喜欢运动,喜欢游泳和打羽毛球,她的动作优美协调,常常是众人目光的焦点。她真率坦诚,总是活得兴高采烈。她喜欢挑战,不知道什么叫知难而退。她从小就嫌老师考试时出题太简单,太容易。如果两件事情放到一起,她一定要选择难的去做。

  这些美好的词语用在王选身上,没有任何夸耀的成分。这样的女人,似乎生来是为了风花雪月,她与苦难、责任及血淋淋的历史应该不会邂逅,即使邂逅也会擦肩而过或者绕道而行。

  战争的创伤

  战争的每一个毛孔都是血淋淋的,它带来的创伤使所有亲历过它的人一生都难以淡忘。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入侵我国东北,兵临城下,蒋介石却采取「不抵抗」政策,于是东北沦陷。然而,日本侵略军的野心不是东北,也不是中国,它的目标是整个东亚,是建立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与这个梦想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其国土资源的贫乏,工业原料的先天不足。如果靠传统战争,日本根本应付不了巨大的资源消耗。于是,一个罪恶的想法在侵华日军寻找其它的战争途径时产生了——细菌武器。

  在某种程度上,细菌和生物武器比原子武器更令人不寒而栗,原子弹在一定的范围内毁万物于瞬间,细菌武器却是瘟疫和死亡无边无际的蔓延,动物和人类在饱受病痛的折磨之后悲惨地死去,给幸存者造成的心灵创伤是永远不能愈合的。

  细菌武器不需要大量的金属、火药,也不用大型的加工车间,一旦原病菌培育成功,就可以十分廉价地生产出来,而且杀伤力巨大。1933年,在哈尔滨市东南20公里当时一个叫平房的小镇,出现了一支专门研究细菌武器的秘密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这支部队在军邮地址簿上出现的名字就是「满洲第731部队」。

  在短短的几年里,731部队就建立起一条月产200公斤炭疽菌粉末的生产线。除此之外,他们每月还制造霍乱、伤寒病菌各500公斤,鼠疫菌250公斤。从1939年哈桑湖事件[1]到1942年之间,731部队生产炭疽等病菌达数十吨之多,主要投放在中国大陆的各个地区。其中,炭疽菌、鼠疫菌为干燥细菌,能污染空气,使感染者患上肺鼠疫和肺炭疽病;霍乱、伤寒被制作成菌液,通过飞机的「降雨器」进行散布,使感染者患上肠类疾病;而带鼠疫菌的跳蚤则直接用鼠疫弹进行投放。病菌所到之处,成千上万人死于非命。一时间,中华大地的很多村庄天天有哭声,处处有新冢。

  据美国获得的日军细菌战资料显示,日本侵华期间,日军在华进行了12次大规模细菌战。侵华日军则认为他们有过36次细菌战的「重大胜利」。日本的一名历史教师森正孝的调查结论是:日军侵华时曾在中国20个省市63个地区使用细菌武器,死于细菌战的中国民众达27万人,传播感染后死亡的军人以及农业细菌战造成的各地大饥荒死亡人数等,则无法统计。2000年山东调查者崔维志的结论是,仅1943年日军在鲁西北实施细菌战中,中国平民就有20万人死难。2002年,又有资料公布:日军侵华期间使用细菌和生物武器,造成100万人死亡。我国著名的细菌与病毒学家郭成周通过多年的调查,有充分的证据说明,除了731部队,还有长春的第100牲畜及农作物细菌战部队、驻扎北京的华北第1855细菌战部队、驻扎南京的华中1644细菌战部队和驻扎广州的华南第8604细菌战部队。

  而这只是日本对中国实行细菌战的冰山一角。

  一名细菌战的日军最高指挥官之一,日军13军司令中将泽田茂战后公开出版的日记记载,他虽然在战役中下令对中国军队大规模使用化学武器,却反对实施细菌战。他在日记中写道:「(我)明确表示了反对(实施细菌战)的理由,这将在日中关系上留下百年伤痕。以这些山野田间的百姓的性命为代价,什么好处也不会有。」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生长在和平时代的人们已经根本不知道战争究竟意味着什么,然而,亲历了这种惨无人道却没有硝烟的战争的人们,有人的伤口仍然在溃烂、仍在流淌着脓血,而仇恨和伤口一样,仍然在生长蔓延;施暴者只要仍有人性,则成天生活在噩梦和罪恶感中。

  历史不幸被泽田茂言中了。

  邂逅细菌战

  1952年8月6日,王选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她的祖先来自浙江义乌市崇山村。童年时,她就经常听父亲讲述细菌战给家乡带来灾难的故事:1942年的一天,一架日军飞机低低飞过这座浙中小村的上空。十几天后,村子里爆发了可怕的瘟疫,400多名村民痛苦地死去。村人当时不知道灾难的原因。一支自称防疫部队的日军来到崇山村,把这里变成活体解剖的实验场。王选的家族有8位亲人遇难,当时年仅13岁的小叔叔也因染上瘟疫而受尽折磨地死去。每当讲起这些,父亲的脸就会被痛苦扭曲,这一切深深地刻在了王选的心里。

  青年时代的王选,同成千上万的城市年轻一起,告别了大城市,到祖国的老少边穷地区上山下乡。王选下乡插队的地方,恰好是义乌崇山村。在这个承载着父辈痛苦而恐怖记忆的地方,王选度过了她的青春时光。后来她上了大学,毕业后仍然回到故乡快乐地教书,快乐地生活。

  1987年,王选赴日留学并取得了硕士学位。经过8年的奋斗,她在日本站稳了脚跟,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但是王选在日本总有一种脚步悬空的感觉,经过一番思考,她回国了。1995年8月,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吸引了王选:为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在中国召开了第一届有关731部队的国际研讨会。报纸上还提到了两个到崇山村调查的日本人的名字。这个消息令王选非常兴奋,她设法跟他们取得了联系。在电话里,王选介绍自己是崇山村的子孙,能准确地把当地方言翻译成日语,想参加他们的调查活动。对方听后要求和她见面谈一谈。

  在车站,王选看到两个日本人向她走来,那一瞬间,她真切地感觉到历史的存在:她突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要到日本来留学,为什么要学习日本文化,拼命了解日本社会。她一下子找到了自己这么多年来经历的全部意义,王选的眼前豁然一亮,面前突然出现了一条通向远方的路。

  虽然当时王选的心中一阵豁然,但是她认定的这条漫长的路却充满着艰辛和痛苦。接下来的10年中,王选几乎把自己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这件事情中,她的人生也开始由此绽放出奇特的魅力。

  「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

  王选随后同这几位日本人一起去义乌崇山村调查细菌战受害情况,同时开始研究学习细菌战历史。随着对细菌战了解的深入,一种责任和使命感让王选再也放不下这件事。1997年8月11日,王选代表宁波、义乌、常德等6个地区的108名细菌战受害者在日本法庭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对他们进行赔偿并谢罪。

  其实,王选并不孤单。

  1988年,72岁的中国公民郭成周偶然发现了侵华日军对中国南京等地进行细菌战的重要线索,感到十分震惊,随即展开调查。为了弄清真相,他不顾年迈,只身携带着录音机、照相机、摄像机和笔记本、历史资料等,六赴东北,五下江南,跑遍了全国各地的档案馆、细菌部队遗址和细菌战现场,查资料,寻遗物,访证人。1991年,纪念九一八60周年国际会议在中国沈阳举行,郭成周将已经调查清楚的侵华日军进行细菌战的部分真相,制作成一部录像带在会上播放,并宣读了论文——《侵华日军细菌战》,后来他又出版了《日军细菌部队罪行录》,将日本侵略军最隐秘最残忍的罪行一一展现于人们面前,展现于世界面前。

  在日本,一个历史教师也同样在追问历史的真相。森正孝是日本静冈中学的历史教师,当他看到日本记者本多胜一发表在《朝日新闻》上关于日军在中国暴行的报道后感到非常震惊。从1980年起,森正孝先后13次自费到中国调查,自费拍摄了电影纪录片《侵略》。更重要的是,森正孝在中国发现了南京1644细菌部队的存在,于是开始集中于细菌战的调查。他寻着日军撒播细菌的路线,来到了宁波、金华、衢州、义乌,看到了受细菌战之害到现在仍不能愈合的伤口。森正孝回到日本,发起了「日本细菌战历史事实揭露会」,汇集日本600多律师、教师、记者、医生、艺术家、学者和侵华老兵开始到中国调查取证。

  这时的日本,不仅仅只有一个森正孝。1981年,日本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在给《赤旗报》星期天版写连载小说《死器》时,采访了31名原731部队的成员,为此他写下了长篇报告《恶魔的饱食》。森村诚一为了证明这些事实的真实性,不仅仅取得了原731部队成员的供述,还查阅了原731部队干部的询问资料在内的美军的资料、哈巴罗夫斯克军事裁判的记录和原731部队干部的医学学术论文,将731部队的恶行作了详细描述,使731部队的存在成为世人皆知。为此,森村诚一遭到了威胁和指责,但是他没有退缩:「我这所以坚定不移地追踪战后的731的足迹。不是追究个人的责任,而是为了揭露战争狂热的可怕和民族优越感的实质,不使此类错误重犯。」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兼日本皇太子(后来的明仁天皇)的历史教师家永三郎,于1945年受日本文部省委任编纂历史教科书《国家的历程》,1952年编写高中历史教科书《新日本史》。在教科书中,家永三郎写到了731部队:「日军在哈尔滨郊外设立了被称为731的细菌部队,他们用抓到的数千中国人和一些外国人做活人细菌实验并加以虐杀,这种残忍的勾当直到苏联参战才停止。」尽管他写得简单而粗略,文部省也不允许在教科书里出现731部队。家永三郎被指责为「对民族爱得不够」,「把战争写得太阴暗」。文部省对家永三郎书稿的修改之处达290个。家永三郎拍案而起,1965年6月12日,他将文部省告上法庭,诉其违宪。1966年,家永三郎的《新日本史》再审还是通不过,家永三郎再次向东京地方法院提出第二次诉讼。他要求法院必须澄清南京大屠杀、731部队、细菌战、日军暴行、侵略中国等8个历史问题。从1965年到1997年长达32年的时间里,家永三郎面对的是强大的日本政府,他屡败屡诉,屡诉屡败。

  1980年10月,美国记者约翰.威廉.鲍威尔在《原子科学家公报》上发表长篇报道〈一段被隐瞒的历史〉,第一个揭开了日美之间关于细菌武器的交易,以及在这种卑鄙的交易下美国替日本掩盖细菌战罪恶的事实;美国人丹尼尔是1993年从BBC和NBC电视台知道731部队的,他把他看到的新闻报道讲给周围人听,但没有人相信。如果不是亲眼所见,丹尼尔也不敢最终肯定,这样残忍的事真的曾经发生过。2002年他终于见到了中国大陆的一个实例,这位幸存妇女的脸烂掉了一半,生活完全被毁掉了。

  ……

  与这段惨痛的历史相遇的,还有很多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国家,但这种相遇从此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轨迹,因为对于这样的历史「看见了,就不能背过身去」,然后再装作若无其事地走开。为了能够启发人们,他们可能付出了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去探寻人类历史的真相,揭开不为人知的秘密。

  记忆不是为了仇恨

  「直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很多精英们一讲中日历史问题就是国家关系,或者似是而非的什么主义,几乎不提受害者。连『愤青』都把受害者扔了在脑后,只是痛痛快快上街游行喊口号。有一次,我给大学生演讲后,居然还有学生愤愤不平地问我:你说不是为了仇恨日本人,那为什么要搞历史调查呢?」

  「搞历史调查是为了搞清历史真相,为了修补历史黑洞;搞清历史是为了和日本清算过去,日本的历史罪过得不到清算,亚洲就不可能成为一体。清算是为了恨吗?不,清算不是为了恨,清算是为了宽恕。」

  1980年代,一股和平力量发端在日本国内,他们在日本社会传播受害者的声音,让日本人了解亚洲在日本侵略下的受害真相。日本的战争补偿问题,就在这个时候凸现出来。

  中国民间最早的赔偿要求始于1988年9月。这些民间发出的声音,想要揭露的是人类历史最狰狞的一幕,同时也为了了却一段宿怨。当时,曾受过战争伤害的山东省茌平县张家楼村200多名村民,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日本政府转呈了一份索赔书;后来又有江苏、山东、浙江的28封索赔书寄往日本大使馆;1994年8月,浙江义乌崇山村的3个农民以村委会的名义起草了联合诉状,由崇山一带1万多村民具名,然后寄到日本驻中国大使馆。

  1996年,王选加入了义乌崇山的调查和诉讼,会讲一口流利的崇山话和日语的她,给日本和崇山村之间架起了一座顺畅沟通的桥梁。王选同时又是一根丝线,把崇山村的原告们串到了一起,使这个民间的群体有了合力。一直关注和参与案件的日本历史教师森正孝也在其中,他在日本发动了律师义务承担诉讼,王选则带着律师到义乌取证。

  从调查到审判,这场细菌战诉讼已经整整10年。在这10年中,中国的原告们42次前往日本,王选独自站在法庭上有18次。日本的律师们则40多次开庭和20多次赴中国调查取证,其中的苦辣酸甜,只有亲历者才能知晓。

  从1995年王选参与细菌战的调查和诉讼至今,已经整整10年了,对于王选十年如一日的奔波与呐喊,引来了各种评论与猜测,很多人都认为她是在复仇,充满她的胸中的应该是仇恨的烈火。十年磨一剑,但王选磨就的不是复仇的利刃,她挥剑砍去的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毒瘤,她要抹去死去和幸存的受害者们不堪回首的记忆和伤痛,还给他们作为人类的尊严;她要让无动于衷的施害者悔恨和动容,让背负着沉重的心灵十字架的人们解脱出来。王选却说:「我们的努力与复仇和仇恨无关。我们是中国和日本战后的一代,我们共同寻找这段历史,一起反思历史,是想走出战争的阴影。这场诉讼是一种文化活动,是普世的、人文的,而不是狭隘的,其中也没有任何政治的成分。我们是从文化和生命的角度去推动这个过程的。」她要让世界承认:和平是永恒的主题,战争是非理性的中断。战争索赔为世界洞开了一扇门,通过这扇门,和平时期的人们发现了战争的残酷,也知道了和平的可贵。

  不仅如此,这场中日民间共同参与的寻找历史、反思历史的社会活动,起初完全没有女性的声音。王选用她对生命的感知和感悟,用她的抗争和努力,在这样一场意义深远的活动中,发出了女性的声音。她从一个热爱生命的视角去发现身边的每一个人的人性的闪光点。「其实几乎每一个亲历战争的人都是充满悔恨的,他们都对战争极其厌恶,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战争完全没有正义和人道。」

  「不是说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的,他们和我们一样,有爱有恨,有血有肉。日本的男人就像漫画里的人,他们看到新鲜的事物从不掩饰自己的惊讶和好奇,这是他们的可爱之处,因为对事物的敏感使他们的心态永远保持年轻。」

  王选同样保持着一颗年轻而敏感的心,当王选看到在细菌战中被日军捆住手脚,要被送去做实验的中国人的照片时,看到这些年轻的男人脸的轮廓幼稚得像个儿童,圆圆的,身体的肌肉厚实,「这个人的生命这么健康这么美好,怎么能故意让他去染病呢?」 王选在调查中不时要面对这种刺激,要克服心中的痛苦。

  二审结束后,大家建议参加诉讼的成员每人写一段话,王选写道:我们把历史推进了一步。这是她对这次诉讼活动的领悟。

  在最后一次的法庭陈述中,王选用纯正的日语响亮地说道:「一个公正的判决不仅要让那些死难者得到解脱,而且对于被告者的一方也是一个解脱;一个公正的判决可以让那些背负了几十年十字架的人们从此得到解脱,能够让他们在短暂的余生中,像一个普通人一样地活着。他们应该得到解放,不应该因为经历了这场战争就永远活在自责和负罪中,因为他们也是普通的人。」

  诉讼不是为了更多的恨,是为了国家与民族之间更多的和平,是为了让生长在和平环境中的民众理解和平的价值。诉讼不是回首过去,更是为了和平的现在,和平的未来。因为世界的和平正在受到威胁。

  日本记者近藤昭二说:「细菌战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是现实问题,现在世界上有不少国家至今还在研究细菌武器,日本政府去年通过了一个法律,允许日本自卫队做细菌武器的实验。一些国家在细菌武器研究上的投入,已经高达几兆亿日元。而且现在研究的细菌武器危害更大,是没有疫苗可对付的细菌。因此,我调查当年细菌战的真相,并且出庭作证,目的是为了世界永久和平。180名中国原告到日本诉讼,我想除了民族的尊严外,也是为了告诫后人,不让历史悲剧重演。」

  中国不能再沉默

  对于细菌战的研究,中国远远落后于日本。细菌战的许多重大问题至今尚未搞清楚,比如日军活动的组织、各部队的设置、具体的犯罪形式、受害者人数、受害者的现状及细菌战产生的深远长久影响等等问题都没有具体的结论。并且,现在重大的档案材料、重大的秘密都是从日本先揭露出来的。

  2000年,克林顿在卸职美国总统前签署了「日本帝国情报公开法案」,美国将搜集到的日本政府在二战期间的600万份文件与情报资料解密公开,其中大部分是关于日本战争犯罪的文件,如在中国的战争掠夺、「三光」政策、毒气战、奴役劳工、南京大屠杀、细菌战等等内容。

  2003年,王选到美国国家档案馆搜集细菌战资料。她是第一个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查看这批资料的中国人。她在600万份资料中查找了一个多月。「在档案馆里,查看这段历史的中国人就只有我一个,而日本的学者每天都有十几个,双休日时占到查档人数的一半。他们对历史的负责和关心,常让作为中国人的我,为身边没有一个中国学者而伤心。中国的学者为什么不来?这些档案是向全世界公开的呀。」

  1996年12月,王选在美国演讲,她说:「今天我站在这里,是要给世界带来一个信息,这就是,我们是人!我们整整沉默了50多年,但今天我要让世界听到我们的声音:那些成千上万死得痛苦、肮脏而屈辱的中国人,那些甚至连一个名字都没有留下的细菌『试验体』,曾经在地球上尊严地活过。」

  中国人为什么整整沉默了半个世纪之久?当中国人试着向世界诉说的时候,才发现整个世界对这段悲惨历史的淡忘和漠然。对于很多人来说,那是一段早已过去的旧事;对于更多的人来说,细菌武器是一个陌生的词汇,人们茫然不知其中的残酷和可怕。不仅仅是世界,还有中国人自己。

  2002年8月27日,对作为原告的中国180名细菌战受害者及家属来说,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日子。经过数十次庭审后,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终于作出一审判决:首次认定二战期间日军曾在中国使用细菌武器,并全面认定了原告方提出的受害申诉,承认日本政府对此有国家责任,但驳回原告提出的谢罪赔偿的诉讼请求。这一天,世界各大媒体集聚东京地方法院门口,迅速将判决消息公之于众。中国民间通过法律途径清算日军血债的行动,引起了全世界的瞩目。

  她感动了中国,感动了世界

  王选他们的诉讼为许许多多没有声音的甚至没有姓名的受害者发出了一个响亮的声音,这个声音全世界都听到了。王选也在调查取证和法庭上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作为中国女性的声音。

  10年中,王选频繁往返于中日之间,悉心搜寻细菌战的各种直接证据,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所花费的财力、物力、心力、精力难以计算。她把个人积蓄和工作收入悉数投入,无怨无悔,调查、诉讼成了她生活的核心。

  1998年2月16日,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进行了的侵华日军细菌战受害者诉讼第一次开庭,王选代表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1999年原告增加到180名)作开庭陈词,她用充满激情的语调说:「 ……我们180名中国人原告是战争中日军731部队在中国浙江省、湖南省进行的细菌战受害者以及受害者的遗属。我们以日本政府为本诉讼的被告,要求日本政府作为日本国家的责任者,正式承认日军细菌战的历史事实,向中国人民谢罪,并对这一战争犯罪造成的损害承担战争责任。

  ……

  我们原告团将和辩护团以及支持我们诉讼的日本、中国和世界人民团结起来,伸张受害者作为人的权利和尊严,进而维护人类的尊严;揭露细菌战的罪恶,进而维护正义;控诉细菌战的非人道,进而维护和平。……」

  2002年底,王选被评为「CCTV感动中国2002年年度人物」之一,评委会这样评价他们:

  「在过去的一年里,他们的所作所为,感动了公众,感动了中国。他们或者用自己的力量,推动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诠释着一个人对这个国家、对这个社会,应该担当起怎样的责任,以坚强的民族精神挺起国人的民族脊梁;他们或者用自己的故事,解读人与人之间应该有着怎样的情感,带给人们感人至深的心灵冲击。他们共同的特质是:震撼人心的人格力量。」

  的确,王选用她洋溢的热情和艰辛的努力感动了中国,感动着世界。

  注释:

  [1] 哈桑湖事件,又称张鼓峰事件,是1938年7月至8月间历时约10天的短暂边境冲突事件。这是一场日苏之间为了争夺张鼓峰而起的边境冲突。日本先向苏联抗议,称哈桑湖和张鼓峰一带是日本的领地,要求苏联撤军,后见苏联回绝日方的撤军要求而爆发冲突。1938年8月,日方向苏联提出停战的和平协议。

  来源:全球和平妇女(中文网址)

  http://wikipeacewomen.org/wpworg/zhs/?page_id=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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